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法丽达·沙希德女士(Ms. Farida Shaheed)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10月24日,纽约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阁下,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十分荣幸在此向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介绍我的报告。我的这份报告主要探讨历史的编写和教授问题,特别是在分裂和冲突后的社会,重点讨论了历史教科书问题(A/68/296)。

首先,我要强调一下,这是我关于历史叙事与纪念性叙事两份系列研究报告中的第一份。报告寻求查明在何种情况下,国家倡导在学校中推行的历史叙事教育存在人权角度的问题。 第二份报告将于2014年3月提交至人权理事会,报告将重点讨论纪念馆和博物馆问题,并涉及不同政府和非政府行为者参与集体纪念进程范围的扩大。

我选择这些话题是因为自从设立我的任务授权以来,尤其在实地访问期间,我屡次收到强调历史叙事与记忆性叙事作为文化遗产并关乎集体身份的塑造的重要性的证词。人们一方面努力追溯、证实、宣扬和让他人承认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对主流历史解释进行争辩。我还注意到,基于文化权利的过渡司法方针与和解战略通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我的报告关注分裂和冲突后社会,但事实上,我并不确定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我指的是多数社会,即便不是全部,包括在近期或不久前发生国际或国内冲突的社会;后殖民社会;经历了奴隶制的社会;因基于族裔、民族或语言背景、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面临挑战的社会。正如你们所知,关于历史叙事的争议可能涉及几个世纪前发生的事件。

在世界很多地方,国家在学校推行的历史叙事都存在人权角度的问题。在推行民族主义政治议程和/或强权国家的整体观点的同时,与历史教学有关的教育政策未能承认文化多样性和各社区之间及内部历史叙事的多样性。

是时候明确指出,这些政策与不分国界受教育的权利、所有个人、群体和人群享有和获取自身文化遗产以及他人文化遗产的权利、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以及知情权相矛盾。在许多情况下,这类政策依赖于不合理地限制学术自由以及在学校中推行单一历史教科书。在最为严重的冲突情况下,这些政策可被看作是战争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延续,或是作为一种准备日后复仇的途径。它们是创建和平与建设和平道路上令人担忧的障碍。

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想要向你们传达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人们总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的解释。尽管历史事件可以得到证实,包括在法庭上,历史叙事却是观点的铺陈,从定义上来讲,是片面的。因此,即使是在事实无可争议之时,冲突各方仍可能会就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孰是孰非”展开激烈辩论。如果历史叙事严格遵循最高道义标准,它们就应受到尊重,并被纳入辩论。

由于过去往往会为现在提供前车之鉴,各类行为体不断对历史进行解读以达到其当代目标。挑战在于将出于正当目的且具有连续性的重新解释与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加以区分。

历史教科书应受到重点关注。教科书要求在非常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广泛的数据,迫使作者进行严格的数据甄选,特别是对小学历史教科书而言,作者要在寥寥数语中将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这种限制使得为儿童编写的教科书成为在年幼、更易受到影响的心灵中传递意识形态信息的特别有效但又特别危险的工具。当教授历史被用于为排斥甚至是暴力活动,特别是针对所谓的“坏人”、“敌国”或人民的暴力活动奠定基础时,年幼儿童最易于受到传播恐惧和偏见的影响。

因此我的建议是以将历史教学作为一门学术科目的原则为基础。历史教学应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分析性学习和辩论为目标;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应让一种比较性和多视角办法成为可能。历史教学不应服务于强化爱国精神、加强民族意识或根据官方意识形态或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的指导方针塑造青年人这一目的。

我的报告包括帮助各国制定这类政策的一些建议,包括(1)确保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历史之间比例适当;(2)确保教师有权选择各类历史教科书并赋予教师使用补充教材的自由;(3)提高对历史教科书中人为操纵的认识并避免纵容这类滥用;(4)确保对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他们对促进人权视角至关重要。

最后,尊重学术自由至关重要。在当局并不热衷于允许独立、批判性的学科存在时,在当局限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并侵犯它们的学术自由时,历史会受到政府控制。  国家可能通过设定影响整个历史研究和书写进程的限制,强制推行一种单一、受政治支配的历史叙事。这包括对意见和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对自由选择特定研究课题、查阅档案和特定出版物、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或团体合作以及宣传挑战既定模式的综合材料的限制。

非常感谢。